王笑一下

【王笑一的人物生平】

王笑一同志生于农家，自幼读书，后入济南第一中学、北京市通州潞河高中学习，燕京大学肄业。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临清县第十区抗日游击队队长。

1938年春——1939.2历任临清县战争动员委员会主任、中共临清县工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临清中心县委委员、宣传部长、中共临清县委委员、组织部长。

1939.2——1942历任中共临清县委书记、八路军临清武装工作团政治主任、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八路军卫河支队政治委员、鲁西区第三（鲁西北）地委委员、专署专员。

翌年5月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

1942——1949.1历任冀鲁豫区第八（昆山、张秋）地委委员、晋冀鲁豫边区第二十三（昆山、张秋）专署专员、冀鲁豫行署民政处处长，参与就黄河归故问题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黄河花园口堵口谈判）、行署秘书长。

1949年1月下旬，与万晓塘等率一批干部到天津，曾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处长，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政接管处法院接管组组长。

1949年1月17日任天津市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天津市委委员、市委统战部部长，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1958年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8年12月在政协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增选为政协河北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2月当选为政协河北省第二届委员会副主席。

1964年10月当选为政协河北省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1965年调北京外交学院学习。

1967——1971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副组长、组长。

1971——1973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

1973——1977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副秘书长兼市革命委员会副秘书长。

1977——1977.11年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11——1979.12任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979.12——1982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外事办公室主任。

1982——1984任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4年兼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1992年任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王笑一同志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市政协原副主席﹑原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王笑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7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袁文会的战后伏法】

袁文会伏法

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后，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继成立，王笑一为首任院长。王笑一上任后，便下令将袁文会押回天津，并开始重新审理此案。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取证，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

审理袁案的是院长王笑一，审判员是刘云峰等。

判决书下达后，最高法院核准决定于1950年12月25日上午枪决袁文会。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同志曾做过如下批示：

“处死刑（该犯党羽众多，应严密看管，免生意外）！国文瑞如何处理？应速判决，以便一并处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天津法院门前挤满了人，排了足有几十米长。监车从法院开出，袁文会坐在车中，两眼通红，满面杀气。

上午10时整，监车到达小王庄刑场，法警的一声枪响，结束了袁文会49岁的生命。

袁文会被枪决的当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号）发布布告，张贴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

汉奸袁文会，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帮首领与著名之恶霸汉奸。于1935年，仗势聚众斗殴，打死市民宋国柱。后逃大连，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即在津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企图为日寇制造侵华借口。

“七七”事变后，更明目张胆充当日寇宪兵特务。依势聚徒，开设会记公司，专为日寇收容、逮捕、贩卖华工。更百般虐待，克扣工粮，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结日特莳苗等，公开杀害市民张耀山等达10余人。并在日寇指示下，于霸县组织“袁部队”，亲任司令，向我解放区进攻，迫害抗日军民。

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市民对之无不切齿痛恨。而在审理时，袁逆一再狡赖否认，但人民痛恨，纷纷提出控诉，要求对袁犯严惩。且经本院调查被告罪行严重，如此背叛祖国、勾结日特、残害人民之汉奸恶霸分子，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处以极刑。

经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于1950年12月25日监提袁逆文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

计开：枪决汉奸犯一名。

袁文会，男，年49岁，天津人，住一区罗斯福路26号。

院长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厚葬袁文会事件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霸袁文会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处决。当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拆除这一恶霸拍手称快之时，谁也没想到，被处决的袁文会依然“兴风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会”事件。

这一事件是在袁文会被处决后，其亲友、爪牙公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购置贵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贵重衣饰等，送葬队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区，葬礼花费达300万元(旧币)。以公开行丧，招摇街市的方式，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敌对和示威。

“厚葬袁文会”事件反映出了区委平时工作不够深入，觉得“人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了”，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加以制止，及时报告，造成了群众很大不满和思想上混乱。这一事件，为天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敲响了警钟。1951年，天津市委秘书处将此事件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通报，加强党员、群众的立场检查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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