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林作品

【陆机<董逃行>的译文】

“史”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正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评郑著本书第二册中，为李群玉的出处问题，曾加指摘（参阅后面的附论）。兹读续出各册，无意中又发现不少疑问。例如：

（一）《旅獒》是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一；而这二十五篇之为梅赜伪造，阎若璩已从种种方面证实，郑先生也说这个证实已经“成了一个定谳”（页四三）。但是，他在叙述《尚书》内容“第三类记事的断片”时，为要证明“《尚书》中的诸文，每有一小段纪事列于其首”，也不惜引用这篇伪史料的“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页四五）。其实，除《旅獒》外，《金滕》便有现成的例子，为什么弃而不用?

（二）引《诗经》原文，也有许多不经意处。如“匪言勿言，匪由勿语”，误作“匪言忽言，匪由忽语”（页六一）。“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误作“匪鸡之鸣，苍蝇之声”。又“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为《郑风·东门》之诗，而郑先生则误作《东风》。同诗：“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也误作“岂不尔思，子不我既”这类的错误，我相信必不止此，但也不能替郑先生逐条校对，只凭记忆所及，随手拈来而已。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的（像“匪鸡则鸣”改作“匪鸡之鸣”，相信决不是手民之误。我所引各例，查过《勘误表》，并未改正）。

（三）第三册页六五七至六五八论北宋词人：

向镐字+之（按；疑丰之之误），河内人，有《喜乐词》。他和黄庭坚一样，也颇喜用当时白话写词，因此，很有些今已不能懂得的句子。像《如梦令》：“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烬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

这样明白浅显的词句，郑先生为什么“不能懂得”?我真“不能懂得”。按这首词，实是李易安作的（见《词统》》，四印斋刊《漱玉词》，把它收入《补遗》里面。虽有传说是向镐所作，但只要稍有文学功力，稍稍读一下李向二人作品，即能辨出这词应归入那一集。即使郑先生认为两可，则两可的作品，尤不应举为某一人的代表作。又《喜乐词》条下郑注云：“《喜乐词》有四印斋汇刊《宋元三十一家词》本”。案《宋元三十一家词》的目录如下（据光绪十九年原刊本）：

一，逍遥词；二，筠溪词；三，＋榈词；四，樵歌拾遗；五，梅词；六，绮川词；七，东溪词；八，文定公词；（以上第一册）九，燕喜词；十，梅山词；十一，拙庵词；十二，宣卿词；十三，晦庵词；十四，养拙堂词；（以上第二册）十五，双溪诗余；十六，龙川词补；十七，龟峰词；十八，梅屋诗余；十九，秋崖词；二十，碎锦词；二十一，潜斋词；（以上第三册）二十二，覆瓿词；二十三，抚掌词；二十四，章华词；二十五，藏春乐府；二十六，淮阳乐府；二十七，樵庵词；二十八，墙东诗余；二十九，天游词；三十，草庐词；三十一，五峰词。（以上第四册）

并没有《喜乐词》。其中《燕喜词》是曹冠（宗臣）所作，又非《喜乐词》之误。另有《四印斋所刊词》，包括《东坡乐府》等十七种，亦不收《喜乐词》。然则，郑先生所谓“有《喜乐词》”云者，果何所据?

（四）页二零一“魏与晋的诗人”章中，把诸葛亮列为诗人之一，并抄了“一首很平淡的咏史诗”——《梁父吟》——以为证。按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这句话，见于《蜀志》。照字面讲，这里的“为”字可作自己创作的“作”字解；也可以说是有好吟别人作就的诗的涵义。郑先生既已经把诸葛亮列为诗人，可见他的心目中，《梁父吟》必是诸葛亮的创作了。因此，我们为史料的正确性问题计，不得不辨。我以为《蜀志》所载，是说诸葛亮一面耕地，一面哼哼《梁父吟》；是说他喜欢那首歌，不是说他自己作那首歌。若只凭“好为《梁父吟》”五个字，便断定《梁父吟》是诸葛亮所作，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李群玉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抱膝时为《梁父吟》”（《长沙紫极宫夜雨愁坐》》；也可以说是杜甫作的，因为他的诗中有“日暮聊为《梁父吟》”（《登楼》）。恐怕在前朝的诗集中，这类例子多到指不胜屈，我们安得把人人都指为《梁父吟》的作者!再看前人对于这首歌的意见，也是如此。郭茂倩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梁父吟行》，今不歌。”谢希逸《琴论》曰：“诸葛亮作《梁父吟》”。《陈武别传》曰：“武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数十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蜀志》曰：“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然则不起于亮矣!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琴操》曰：“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按：梁父，山名，在泰山下。《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又有《泰山梁父吟》，与此颇同。（《乐府诗集》卷四十一）

所谓“梁父吟，曾子撰”一类的话，当然未必可靠，但非诸葛亮所作，亦已大白矣。

二史料的取舍

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当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不很容易的事。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

（一）作者对于“赋”——特别是汉赋——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的代名词”，和骚坛的“无病呻吟”。（页二一九）要说《三都》《两京》一类汉赋是一篇篇的“呻吟”，我以为是一件很勉强的事。要用“遍搜奇字，穷稽典实”来呻吟，我想班固张衡诸人，虽然“诗思消歇”，或许不致一笨至此!至于汉赋的体裁，在浮面上诚然是“遍搜奇字，穷稽典实”，但它气魄的雄伟，典实的精博，词藻的丰富，音调的朗亮，站在历史的立场上看，似不应当受人菲薄。其实它也是诗，是DescriptivePoetry。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真正的Epic(有些乐府古辞在量的方面太差：《西游记》和《平山冷燕》等等在质的方面又太不像样)。但这并不能说中国就没有产生过能写Epic的伟大诗人。只是因为文献不足，不能使伟大的诗人往那条路上走，没有现成的基础让他们建筑起Epic的宫殿来罢了。实际上，一些伟大的诗人，往往在别的体裁上透露他们能写Epic的天才，而汉赋的那种Grandeur（宏壮，威严，华贵）正是Epic所有的。郑先生又说:“汉赋的作者们，对于屈宋是亦步亦趋的……(页二一九)但惜我还没有见过屈原或宋玉做过《三都》《两京》一类的赋!

（二）作者因为不满于汉赋，所以后世和赋相类的“骈文”，也同遭摒弃，甚至于和赋不相类的后汉三国的表章书启，都没有给它们丝毫地位。其实建安七子和曹（丕，植）吴（质）等人的书札，也不一定在他们的五言诗之下。五言诗限于字句，写不酣畅，又往往刻意为之，后世读者遂不免感到疏隔。反不如当时亦骈亦散，恣笔纵横的书札表章（如《荐祢衡表》，《求通亲亲表》，《求自试表》等），能够表现个性，透露各人心灵的消息。《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其实岂仅公干（刘桢）而已，我们读曹氏兄弟，吴质，和陈琳的书札，比读他们的诗要亲切得多。这些都是当时的白话书札，不应遗弃。至於《梁父吟》之不是诸葛亮所作，评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最可怪的，是作者因为错认了，便硬把诸葛亮也列为诗人之一。除引了《梁父吟》外，还说起了许多“今皆不传”的著作，而于传诵至今，直率动人的《出师表》，反不提起只字!

（三）四六骈文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中，也不应当完全遗弃。本来，中国文体，除诗歌外，有骈散二大流，到六朝初唐，骈文不仅全部征服了散文，连诗都被它吞没不少；六朝轻清的小赋，便是诗给骈文并吞了的产物。自后汉以至盛唐，四六骈文统治了四五百年的文坛，连诗歌都被它逼得“绮靡不足珍”了，一直等到韩愈起来革命。但是令狐楚，李商隐诸人还来一个光灿耀目的回光返照。李商隐自以为他的四六文不在他的诗以下；在述他从令狐楚学四六的经过，有“自从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之句，是何等自负!王维的书札，刘知几的《史通》，都脱不了这一体的樊篱。而郑先生在“六朝的辞赋”章中，轻描淡写的从建安时代的曹植弥衡王粲讲起，总共不到五页（页三零六——三一零）！以全书一千六百页计算，不及三百分之一。

（四）关于北朝文学，大体上也嫌简略。《乐府诗集》所收北朝诗歌，如“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和“男儿宁当格斗死，安能拂郁筑长城!”一类极伟大的作品，都不曾提起。

（五）从另一方面看，凡郑先生所喜欢的东西，则虽并不必要，也不惜反覆申述，至再至三。即如《西厢记》的本事，凡稍留心中国文学者，类能知之；在文学史中，简要的叙述一次果也不妨，不叙却也没有关系，郑先生则把一个大同小异的故事，叙述至三次之多（页六九四——六九五，七零零——七零六，八五九——八六二)。前后共占十余页，较“八朝的辞赋”一章多二倍有余。故事前后叙述作者，故事源流，版本及解释内容一类的文字，还不在内，又如“讲史及英雄传奇”一章中的《全相平话》在文学上可称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只在“有过这么一回事”上面。一个专门学者，可以把它的发现的经过，版本的源流，作者的研究等写成他爱那么厚就那么厚的专书；但在一般人适用的文学史中，毫无问题，它只能占极少篇幅，只要说明“有过这么一回事”罢了。而郑先生则似乎对于讲史平话故事特别感到兴趣，把五种平话的故事内容，浩浩荡荡，从“武王伐纣”一直讲到“刘聪灭晋”总共占了十八页（页九三八——九五五）。这一章所占的篇幅，几抵“六朝的辞赋”全章的四倍，比“南宋诗人”一章还多一倍。其实这些平话的内容，据郑先生自己说：“其叙述虽或近于历史，或多无稽的传说，或杂神怪的军谈，然其文字的鄙陋不大通顺，白字破句累牍皆是，却是五作如一的”（页九五六）。郑先生一口气把“无稽传说”“神怪军谈”的故事说了十八页还不够，又把“鄙陋不通”，“白字破句”的原文引了四页（页九五六——九五九）。而他叙述北宋大词人晏几道，只引了原文五十五字（页六三三）；对于“诗存者不下万首”的陆游，仅仅引了两首七律，连上叙述，不到八行（页七九六）！

在“批评文学的复活”一章中，作者提出朱熹诸人用直觉来读古书，很是恰当。但作者说：“从六朝以后的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页八零七）。我想作者也许只看见了陆德明的《释文》，没有看见刘知几的《史通》，所以才说那样厚诬唐人的话。实则，宋人的批评，出发点是求哲学上的真，《史通》的出发点是求史料文献上的真。以言性质，则刘氏的书似更属于文史批评方面。宋人著作则偏于哲学上的“知识论”方面。说到“专门的批评著作”，恐怕《史通》一类的书不能算不专门，也不一定比任何宋人著作不专门。以诗论诗的风气，也是唐人开的。李白《古风》中一首“大雅久不作”便是一篇论诗的宣言。以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义山的《漫成五章》（首二章），实开后代论诗绝句（如元遗山）之风。李杜诗中零零碎碎论前人及当时人诗句的，也不在少。司空图的《诗品》虽只及原则，不实指诗句，其实不在宋人许多闲谈式的“诗话”之下。后人诗话，多从《诗品》揣摩出来：《艺苑卮言》所用种种拟诗的譬喻，尤为明显。所以如果抹煞古人的著作，回头又来说他们批评精神的堕落，不能算是一个平心之论。

三不传及非名作人史

郑先生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写书的时候，不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中心，而以各代史书中什么文苑传，文学传的人名单为中心——特别是宋元以前的部分。因此，就产生了两种最严重的谬误：

第一，许多极重要的作品都被遗弃，或竟潦草敷衍。如前面说起的《乐府诗集》中许多诗歌，魏晋的函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许多美丽的骈文（如《三藏圣教序》等），佛教的许多文学性极重的传记及经典（如法显《佛国记》，《本缘部》的许多譬喻经等），唐代极好的白话文（如《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等），都占不到地位。又如苏东坡的诗只引五七言各两句；而关于他连同他父亲老苏和弟子由的叙述，通共不到九行（页六一五——六一六），这种忽略的写法，将使读者对于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从得到明确深刻的印象，无从感觉兴趣，无从觉得他们的伟大——虽然郑先生也不吝惜地用“伟大”“大家”，“晶莹的珠玉”一类不着边际的字眼。

第二，许多极小极不相干的作家，因为偶然在文苑传上占有数行传记的位置，便不管他有无作品流传下来，流传下来的是不是文学，郑先生都把那些人的姓氏，籍贯，官阶，卒年，依样照开；或者补上一句：“有……集”。连作品极幼稚或竟并无作品传下来的，也都把这个一定的公式套上。试举数例如下：

秦宓有《远游》一诗：“……”颇具稚气，难称名篇。宓字子教，广汉绵竹人，刘备平蜀，以为从事祭酒。后为大司农。（页二零二）

孔稚圭字德璋，会稽山阴人，齐时为太子詹事，散骑常侍卒。张融字思光，吴郡人，齐时为司徒，兼右长史，是稚圭的外兄。二人情趣相得，并好文咏。然所作零落已甚，并不足观。（页二八二）

叶宪祖，字美度……余姚人，官至工部郎中。……他所作传奇有《双修记》，《四艳记》，《玉麟记》……《玉麟》、《双修》二记，皆未见。……宪祖的诸记，……也足以使人感得不舒服；特别是《四艳记》，四段故事，情节皆面目相似，读之尤恹恹无生气。（页一一八一）

车任远宇+斋，号遽然子，上虞人，著《四梦记》。……今《四梦》原本未见，唯《焦鹿梦》存耳。此剧……叙述过于质实，反失空灵幻妙的趣味；教示过于认真，又有笨人说梦的感觉……（页二二八）

孙原文字南公，号笨庵，无锡人，著《饿方朔》一剧，今不传。（页一二一九）

陆世廉，字起顽……长洲人。宏光时官光禄卿。入清，隐居不出。著《西台记》……惜今亦不传。（页二三零）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与其把这一类既非名作，又多不传的玩意儿来占据宝贵的篇幅，何如就把正史中艺文经籍各志的“集部”或“子部”的东西整个抄了进去！

四意义不明

郑书颇多晦涩之处。例如：（一）页一五一：

在乐府古辞之中，原有些叙事诗，但大都不是以五言体写成的；用五言体写的，只有《陌上桑》等一篇耳。现在我们所讲的五言体的叙事诗，在实际上只有两篇；……

在这里，既有所谓“《陌上桑》等”云者，则除《陌上桑》外，当然至少还有一篇；加上《陌上桑》，便有二篇，怎么“只有……一篇耳”？假使“等”是多余的，怎么接着又说“在实际上只有两篇”？究竟是“《陌上桑》等一篇”，还是“《陌上桑》一篇”？是“只有一篇”，还是“只有两篇”？

（二）页一六零

第四类“清商曲”（按此承上页论汉代乐府古辞）今存者有《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及《长安有狭斜行》四首。……第五类“瑟调曲”今存者有《善哉行》，

《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雁门太守行》，《双白鸪》，《艳歌行》二首及《艳歌上留田行》等。在这个曲调中，颇多叙事的作品……

这段文字和上面所引一段对看，似觉自相矛盾。上面说乐府歌辞中五言叙事诗只有两篇（指《孔雀东南飞》及《悲愤诗》），而这里说到的《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陇西行》和郑先生所不曾说起的《上山采靡芜》，都是五言叙事诗，不知郑先生将何以自解?

（三）页一六五：

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

我不知道“古代”是何代。“史书”是什么样的书，“原始”的定义又应当怎样下?姑且假定《史记》以前是“古代”，试问《春秋》三传，《国语》，《国策》及已佚的《世本》是不是“史书”？《史记》当然不“原始”，何以见得这些书就“原始”？《史记》记载汉以前事，整篇抄上述各书，甚至抄《尚书》，这“原始”的定义以什么作标准?

（四）页一七二：。

他（指刘歆）又极力表章著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表章著了”四字，令人莫名其妙！是他表章了《周礼》，还是他著了《周礼》?假使他只是表章而已，则郑先生是不是以为《周礼》确是所谓“周公居摄以后作”？如果郑先生也以为《周礼》并非周公所作，是刘歆自己弄出来的玩意儿，那当然是“伪作”为什么郑先生还说“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偏见”？。按照郑先生的意思，这部托名为“周公居摄以后作”的《周礼》，似是大政治家刘歆弄出来的；可是又不准你说是刘歆伪作，你若这样说，便是“不近情理”，便是“偏见”。

（五）页一八六：

既疑《萁豆诗》过于浅薄显露，不似子建的口吻，且此诗本集不载，仅见于《世说新语》；何以又在前页说“子建便也高唱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五考证太简略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也是写文学史最大困难之一。郑书中关于考据部分，就是失之太略，试举一例，如“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作用实是微之又微的”（页二六六）。不知此语有何根据?据我看，佛教文学在唐以前的中国文学中至少引起了下列各种问题：

第一，因为佛经的梵文，每句往往是八个音节，所以译文也随之而以四言为句，每二句合成八言。这种工整的文体，促成了后来四六骈文的发展。又因为梵文佛经中有每句十音节的偈语，在译文中遂有五言的诗偈。此种诗偈的五言译文，起源极早。《大藏经》所收后汉时安世高，康孟详，支曜的译文（如安译的《佛说尸迦罗起六方礼经》，《五阴譬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及康译的《佛说兴起行经》，《舍利弗摩诃目莲游四衢经》等），便有极朴质畅晓的五言诗偈。此类诗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不仅在于促成了五言诗的发展和运命，并且直接影响了五言诗作者的思想。陶渊明的三首“神”“形”“影”的酬答，谢灵运的《十譬赞八首》，便是最好的例子。正因为有陶谢的酵，所以才酿成王维王梵志的酒。

第二，是因为梵读的音转，而起中国文字的四声。没有四声，恐怕唐诗，宋词，元剧，昆曲都失了最主要的神味——音乐性。而四声之起，在唐以前；四声之来，由于佛教文学。

第三，佛教的故事，直接跑进中国文学的园地，为中国作者所叙述（不是翻译）。试读《水经注》，随处可以看到这种例子，更不必求之于法显《佛国记》一类的书。

然而郑先生却说：“在唐以前，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里所引起的发酵性的作用是微之又微的。”

六其他

（一）页六六二：“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以前，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这话未免有些说得过火。要是六朝乐府中的《吴歌》《子夜》，王（昌龄）崔（颢）的七绝，张籍的《节妇吟》，李白的《长相思》，和温（庭筠）周（邦彦）的短令长调等果真“粪土似的无可评价”，为什么作者对于上述这许多“粪土”又不在摒弃之列呢7．

（二）页二四八：“陶谢并称，然渊明远矣”。不知所云。似此文字上的疏忽，竟弄得意义不明，希望再版时，作者有以修正。

平心而论，郑先生这部巨著在中国文学史中，以言赡博——特别是近代部分——可说是无与伦比。如果读者能取这书之长而善读之，当能得到这本书对于他们的益处。我们也很希望郑先生自己或其他学者，仍就现有材料，更作精审的研究和著述，完成一部比较完善的中国文学史。

原载《图书评论》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三四年

附论变文发生时代与词的起源诸问题

我在《新月》四卷六期发表批评郑著《文学史》后，著者即有一函，致《新月》编辑，刊在四卷七期，声辩“变文”发生时代，词的起源，李群玉出处等五点。这五点中除最后一点外，其余都是文学史上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随即也有一篇很详细的答辩文，寄给《新月》编者。后因印刷方面的问题，《新月》未能刊出；我的稿子也无法索还；以致有许多人误会我已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承认了郑先生的主张了。其实不然。今乘重评郑著之便，谨再答辩。

（一）关于“变文”发生的时代问题“最早的‘变文’”，我们不知其发生于何时，但总在开元天宝以前吧”——郑先生说他“这话是不能动摇的”有许多理由，都与《插图本文学史》所说的大致一样。无庸代为重述。其实，我也并没有意思要“动摇”这话，因为这话的确不能“动摇”。郑先生如果再稳当一点说：“变文的发生，总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以前吧”，那就更不能“动摇”了。问题是：开元，天宝以前，盖亦久矣夫，千百年来，非一日矣!“但究竟是前十年前五十年，或前一百年，前二百年”——郑先生问，“则谁能明白的指出呢?”我的回答是：文学史的著者应能明白指出。

我认为《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即是变文的起源，郑先生不承认我的话，理由是因为他读了《广弘明集》卷十五梁简文帝的《唱导文》，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忏悔礼佛文》等，使他“爽然若失”的否定了。我想郑先生弄错了。郑先生大概对于《广弘明集》的文章和《高僧传》所记的，都没有看清楚它们的内容，所以把二者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两件绝不相同的事。郑先生引了一段梁简文帝的文章以证明和“变文”的不同，那当然是不同的，但可惜郑先生没有把那文章看完，看出它内容结构的要点何在。郑先生读《高僧传》，似乎也只读了“传记”部分，并没读“跋论”部分，以致对于《高僧传》卷十三的“唱导”究竟是怎么回事，仍未了解。《广弘明集》卷十五所谓“唱导文”，或“礼佛唱导发愿文”或“忏悔礼佛文”，其实都是“发愿文”。郑先生如果把简文帝的文章再耐性一点儿读下去，可以发现：

奉为至尊敬礼娑婆世界释迦文佛，欢喜世界旃檀德佛……

奉愿圣御与天地比隆，慈明与日月齐照，九有被康哉之泽，八方延仁寿之恩，……

奉为皇太子敬礼东方宝海，南方灯明，西方无量寿，北方相德。……

奉愿离明内映，合壁外和，玉震云浮，金声海镜，日朝颜色，四善流风。既善温文之德，实著监国之重。……

奉为贵嫔归命敬礼五十三佛，三十五尊……

奉愿月相与万善同休，金声与四时并佑；兴七觉以炳照，冏十智于常乐。闺守奉仁，宫储钦德……

奉为临川，安城，建安，鄱阳，始兴，豫章，又南康，庐陵，湘东，武陵诸王家国戚属，六司，鼎贵，归命敬礼：：

奉愿心镜凝深，身清岳峙；克隆帝祉，永茂皇枝，……

王僧孺的《礼佛唱导发愿文》也是这样的：

仰愿皇帝陛下至道与四时并运，玄风与八埏共广；反淳源于三古．，舍浇波于九代。至治已睹于今日，大道复属于此时。……

仰愿皇太子殿下厚德体于苍苍，广载侔于＋礴，前星照耀，东离焕炳，淑闻自远，和气熏天……

仰愿诸王既明且哲，声跨于河楚；令闻令望，道均于旦奭……

仰愿诸王殿下穆穆与清风并扇，英英将白云共朗；永钟清祉，长享元吉。……

愿六宫眷属业华姬日，声丽妫辰；震彩镌图，传芳诗史。……

愿诸公主日增智性，弥长慧根。四摄四依，已尊已蹈；七善七定，靡退靡辍。……

愿现在众等身口清净，行愿具足。……

《忏悔礼佛文》的内容和形式，与上文所引完全相同：

愿大王殿下五畏内遣，十方外扶；百福庄严，万祉周集。……

仰愿皇帝陛下景祚与“七政”相齐，皇基与“二曜”均永。地平天成，乐和礼洽。……

仰愿重明累圣＋然如在：腾神净国，总驾天宫；托化金渠，邀游宝殿。……

愿诸王殿下裂壤盛于诸姬，磬石过于隆汉；……

《初夜文》也是如此，无非是“仰愿大王殿下”之类。我因为要让读者知道那些文章的内容和格式是怎么回事，所以引了不少原文。这些文字，据我看，完全是千篇一律的“发愿文”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卷《史传部》第四所收《广弘明集》卷十五的玉氏的文章，没有“唱导”字样，仅作“礼佛发愿文”，可见我的论断无误）；和“变文”当然不同，和《高僧传》卷十三所谓“唱导”的本子，我以为也自不同。这些千篇一律的“奉为”“仰愿”满纸塞行的善颂善祷，岂能使听众“心形战栗”“怖泪交零”？这样骈四骊六的文章，又岂是一般听众所能感到兴趣而爱听?《高僧传》所谓“

薄林作品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