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礼德生平简介

【英语文体学的学科历史】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学主要思潮盛行，语言学和结主义蓬勃发展，带动了文体学的发展。现代文体学的兴盛，表现在流派纷呈，如：“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这六种流派的区分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标准之上的。“形式文体学”、“功能文体学”、“话语文体学”的区分，依据的是文体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文体学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体的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它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极为密切的寄生关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会催生新的文学体派。“形式文体学”是指采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布龙菲尔德描写语言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形式主义语言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的文学学派；“功能文体学”指采用系统功能语法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而“话语文体学”是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语篇语言学来进行分析的文体学派。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文学文体学”、“语言学文体学”等文体学派的区分主要以研究目的为依据。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语言学文体学是“通过对文体和语言的研究，来改进分析语言的模式，从而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文学文体学则“旨在为更好地理解、欣赏和阐释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提供根据”；而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特指以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为目的的文体研究派别（CarterandSimpson,1989:1-17）。在60和70年代，文学文体学达到鼎盛时期，很多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转向文学文体学（参见Chatman,1971）。“文学文体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首先，它可泛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终极目的的文体学派。不少声称进行“文学文体”研究的语言学家将文学文本纯粹视为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材料或者检验语言学理论可行性的实验场所（这在60年代以前十分常见）。他们以发展语言学理论为目的，在研究时将注意力集中于阐述和改进相关语言学模式，仅注重语言学描述本身的精确性和系统性，而不考虑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美学效果（即时有也只是一笔带过），这是“语言学文体学”的典型特征。但其他很多从事文学文体研究的人则是将文体学作为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探讨作品如何通过对语言的特定选择来产生和加强主题语言和艺术效果，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体学”。在60年代末以前，无论是“文学文体学”还是“语言学文体学”采用的都是形式语言学理论，故被依据语言学流派来划分文体学流派的批评家视为“形式文体学”。

文学文体学的兴起之日正是新批评的衰落之时。与新批评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学文体学之所以能在前者衰落之时兴盛起来，也许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学文体学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武装了自己。其二，有些文学文体学家采用了比新批评更灵活的立场。他们虽然反对将作品视为社会文献和历史文献，但并不屏弃对作品背景的了解。利奇曾明确提出：“如果要对每一个实例进行透彻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须了解每首诗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等等。”(Leech,1969:vii)与新批评相比，文学文体学虽然注重文本，但一般不排斥作者，有的还能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此外文学文体学作为对传统印象直觉式批评的修正和补充，填补了新批评衰落后留下的空间，在语言文学教学中起了较大作用。

文学文体学是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桥梁，它集中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派别看来不过是帮助进行分析的工具。他们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模式，而是根据分析的实际需要，选用一种或数种适用的语言学模式（参见Leech,1969,Widdowson,1975,Turner,1973;LeechandShort,1981）由于他们的目的在于帮助进行文学批评而非有助于发展语言学理论，仅关注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密切关系的语言特征，因此在语言描写的系统性方面往往较为薄弱，不少语言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出身的文体学家认为这样的文体分析不纯正，在他们看来，文体学应当帮助发展语言学为目的。不难看出，文学文体学较易为传统批评家接受。大多数的文学文体学家都将作品阐释与语言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往往反复阅读作品，以找出与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相关的语言特征，然后运用适当的语言学工具对有关的语言结构进行分析和描写，阐明他们的文学意义。在这样的文体研究中，描写过程与阐释过程密不可分；被描写的是经过阅读阐释发现与文学意义相关的语言现象，而语言分析过程又常能加强或修正阐释结果。

70年代初以来，功能文体学蓬勃发展。“功能文体学”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简称，它特指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文体学派。韩礼德是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具影响的论文“语言功能与文学文体”（韩礼德，1971）。该文提出了“语言的功能理论”是进行文体研究的较好工具。所谓的“语言功能理论”是指“从语言在我们生活中起某种作用，服务于几种普遍的需要这一角度出发来解释语言结构和语言现象”。韩礼德区分了语言具有三种“纯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达说话者经验的“概念功能”；表达说话者态度、评价以及交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人际功能”和组织语篇的“语篇功能”。这三种纯理功能相互关联，是构成语义层或者“意义潜势”的三大部分。韩礼德运用属于概念功能范畴的及物性系统对威廉戈尔丁的小说《继承者》的文体进行了详细分析（详见申丹，1997；张德禄，1999）。

韩礼德的这篇论文可谓是系统功能文体学的经典之作。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其语言功能理论打破了传统上文体与内容的界限。任何语言结构都有其特定的语言功能。韩礼德明确指出，“文体存在于任何领域之中”。他所区分的用于表达经验的概念功能属于文学文体学不予关注的“内容”这一范畴。将文体研究扩展到这一领域有利于揭示人物生存活动的性质和观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点即其分析的系统性。韩礼德对《继承者》中及物性过程类型合数量、参加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环境成分的类型和数量都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精确统计，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将分析统计结果予以系统的图示，让人一目了然。这种分析的系统性是以其语言学模式的系统性为基础的。

在韩礼德之后，有不少功能文体学家采用及物性模式对文体的语义层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至于人际功能方面，功能文体学家一般从分析语气、情态、人称、表达态度的形容词和副词等入手探讨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小说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关系），以及他们对于经验内容的立场态度和价值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体学研究的是戏剧或者广播访谈等实际对话中的人际功能，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于其分析对象而被归入话语文体学的范畴。至于语篇功能、功能文体学家着重探讨文本中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句子之间的衔接与文本的主题意义之间的关系等。

早期的功能文体学家一般聚焦于某一特定的功能范畴；如集中研究作者对技巧型的人称代词的选择，或集中探讨作者对属于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的选择。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注意在几个层面同时展开分析，注意它们如何相互作用来构成文本文体的总体特征，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塑造人物（参见BirchandO’Toole,1988）。

系统功能文体学还要一个显著特点，即强调语言、语篇和社会语境的关系。系统功能文体学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由于系统功能文体学强调情景语境的作用，80年代以来，它在注重社会语境的学术氛围中得到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功能文体学家将注意力转向文本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合相互作用，这自然有助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不少文体研究从语法模式来说，应划归系统功能文体学；但从其研究目的来说，应属于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同一，有的文体研究从分析对象来说属于话语文体学，但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统功能语法。也就是说，系统功能语法对文体学的影响已超出系统功能文体学的范畴，成为一种被广泛应用的文体分析工具。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80年代以话语文体学的兴起为标志。话语文体学指采用话语分析模式以及语用学和话语分析来进行分层的文体派别。它自80年代初以来发展较快。在分析对象上，话语文体学有两点不同于其他文体学派。一是注重分析会话，注重交际双方的交际过程。诚然，近年来的话语文体学注意研究文学文本（而不是生活中的实际对话），但即便如此，话语文体学的分析重点仍是戏剧、小说、诗歌中的人物会话、独白或巴赫金理论意义上的种种对话关系。另一特点是，话语文体学的分析对象为句子以上的单位，如对话的话轮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句子之间的衔接，或话语的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等。

话语文体学分析文学会话模式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参见Toolan,1990:273-274）：

1.人类学方法的会话分析。它关注社会结构中会话双方相互作用，尤为注重发起谈话、结束谈话、轮流发话、修正、接收、设计、理解显示等为完成交际任务而产生的言语方式。在《小说文体学》一书中，图伦运用会话分析的一些概念对福克纳的小说《去吧，摩西》中的人物对话进行了分析。他在分析中还借鉴了其他话语分析模式，尤其是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为基础模式。这是不少话语文体学家的共同之处，他们一般根据需要，综合采用不同的分析模式。

2.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SinclairandCoulthard为代表的伯明翰话语分析法。它借鉴了韩礼德阶与范畴的语法等级模式（句子――小句――词组――词――词素），建立起具有五个层次的模式（课－课段――会合――话步――行为）。该模式应用于分析老师与学生之间、大夫与病人之间或者律师与证人之间规律性较强的对话。伯明翰大学的伯顿为分析戏剧（以及日常对话），将该模式最高层次的“课”改为“应对”，并作了其他调整。在分析戏剧时，她尤为注重“话步”这一层次，从“开题话步”、“支持性话步”和“挑战性话步”的对照中，看人物之间的地位和权力关系。

3.戈夫曼提出的“脸面”和布朗与莱文森的“礼貌”概念为基础的分析模式（Goffman,1981;BrownandLevison,1987）。这一模式将言语行为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在对话时，注意采用一些策略来维持自身、他人或受话人的形象。话语文体学家通过揭示在对话中采用的不同礼貌策略，可说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Simpson,1989:170-183）。

4.以格赖斯的会话原则为基础的模式。格赖斯认为人们在会话时一般遵循四项合作原则，即数量原则、质量准则、关联原则和方式准则。会话双方运用这些准则来产生或者推导出各种会话含意（Grice,1975）。这是话语文体学家在分析戏剧、小说中的会话时较为常用的一种模式，他们尤为注重分析人物话语中蕴涵的诸种会话含意。普拉特等人还借鉴这一模式来分析叙述者与受叙者之间的相互作用（Pratt,1977）。

除了借用分析日常会话的模式，在分析小说会话时，话语文体学家还发展了自己的模式。Fowler采用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的复调性质。Weber也对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语言风格进行了分析，但他更为注重反映说话者态度和判断地情态系统的作用，通过分析主要人物的语言情态特征，揭示人物的不同意识形态和世界观。不少话语文体学家还注意分析文学篇章的语义结构。

总的来说，与功能文体学家相似，话语文体学家较为注重语言学描写的精确性和系统性，注意展示或者检验所采用的语言学模式的可行性（这个意义上说，可划归为“语言学文体学”）。话语文体学也紧跟时代潮流，越来越强调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的联系，主张超越对文本美学价值的探讨，而将注意力转到文体特征与阶级、权利、观念形态的关系上。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发展。90年代，功能文体学和话语文体学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持形式主义立场的文学文体学则受到文化批评的强烈冲击，虽然在语言文学教学中，它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Thornborrow,1998）。

就文体学的发展历程来说，90年代的突出标志是历史/文化文体学的蓬勃发展。80年代初以来，受重视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的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文体学家不再把语言看成一种中性的载体，而是视为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不再把文本看成反映意识形态的一面单纯的镜子，而是把语言和文本视为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辨证的生产关系，语言与社会语境互为制约，互为实现，互为建构，加重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文体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和批判语言中蕴涵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英国文体学家Burton是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的开创人之一。她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当时被认为是颇为激进的文章，文中提出西方人生活在一个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社会里。后浪漫主义经典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掩盖矛盾和压迫，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而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学，则通过对这些文体的分析和欣赏成了为统治意识服务的帮凶。伯顿呼吁文体学家审视自己的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为压迫性质的统治阶级意识服务还是对这种统治意识进行挑战的。她认为文体分析是了解通过语言建构出来的各种“现实”的强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她的文体分析显然不同于传统的文体分析，因为其重点在于探究文本如何建构它自己的虚构现实。

伯顿的立场作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中具有相当地代表性。有的学者人为这一学派有两个分支。一个为福勒为首的批评语言学，另一个为MacCabe倡导的历史语文学。批评语言学兴起于70年代末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1979年福勒与他在该大学同事Kress&Hodge出版了两本宣言性的著作：《语言与控制》和《语言作为意识形态》。书中首先提出了批评语言学这一名称并阐明了这一派别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批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他们将语言视为社会语篇。他们注重分析各种文本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语言结构中蕴涵的阶级观念、权力关系和性别歧视等各种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使语言表达带上了各种烙印和偏见。他们采用的分析工具主要采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批评语言学作90年代发展迅速，在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均有市场。

麦考伯倡导的历史语文学则影响不大。他们强调语言研究中社会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注重某些关键性词语在历史发展演变中产生的语义变化，并着眼于单个词对文本阐释所起得作用。这种注重单个词语的历史语文学与注重分析模式和语言模型的当代文体学有一定的距离，而与英国的新批评的关系较为密切。在分析立场上则主要受到英国的文化研究，以及欧洲大陆的语言文化以及思潮的尤其实福柯的影响。他的研究基地在苏格兰的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其影响有限，而且严格意义上说，他不属于文体学。

总的来说，西方文体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不少挑战，最为著名的有Fish,1973Smith的狂轰滥炸和强烈抨击。尽管对文体学的挑战常常有偏误和过激之处，但能促进文体学家进行反思，认清文体学的局限并力争有所改进。文学发展势头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社会历史/文化文体学为代表的紧跟时代潮流的倾向；而是多头并进。不同的阿文体学家竞相发展，不断有新的文体学派形成。如语用文体学和文学语用学。

西方文体学的大本营是英国的国际诗学与语言学协会，创办了《语言与文学》杂志。

【韩礼德哪里人】

韩礼德

韩礼德（M.A.K.Halliday），1925年生于英格兰约克郡里兹。英国当代语言学家。韩礼德教授是世界两大主要语言学派之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世界语言学界的杰出代表和语言大师。他的语言学框架在当代世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以研究Halliday的理论为中心的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学会已召开过29次国际会议，他的影响遍及欧洲、澳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亚洲。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2018年4月15日下午八点，韩礼德在悉尼去世，享年93岁。

中文名：韩礼德

外文名：M.A.K.Halliday

国籍：英国

出生地：英格兰约克郡里兹

出生日期：1925年4月13日

逝世日期：2018年4月15日

职业：语言学家

主要成就：功能语言学

代表作品：《语言的系统和功能》

人物简介

韩礼德（MichaelAlexanderKirkwoodHalliday,1925～2018），英国语言学家。

1925年4月13日生于利兹。曾在伦敦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获学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获博士学位。

1944年后，曾在英国剑桥、爱丁堡、伦敦，美国印第安纳、耶鲁、布朗，肯尼亚内罗毕等大学任教。

1963年任伦敦大学语言学教授，主持过多项英语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

～1974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当研究员。1974～1975年任英国埃克塞斯大学教授。自1976年起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

韩礼德是J.R.弗斯的学生，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斯派的领袖。在论文《语言理论的范畴》和专著《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中，韩礼德提出了他的早期理论，名为阶和范畴的语法。

70年代韩礼德出版了5本书：《语言功能探索》、《学习做到有所指》、《语言的系统与功能》、《英语的连贯问题》、《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在这些书中，他指出语言有3种功能，各有其相应的结构来作为表现方法。韩礼德一向致力于英语中各种变体和文章风格的研究。

1985年，他写了《功能语法导论》。这是以系统语法为框架来讲语言功能的，重点在讲结构，其主旨是进行篇章分析，以便帮助人们了解：①某一篇章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那样表达意义。②这个表达法是否有效，是否达到了原定目标。

韩礼德的学说包罗宏富，体系严密，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弗斯。但是英国有些学者对这种学说仍持怀疑态度。在1985年出版的《功能语法导论》里，韩礼德自己也承认“英语语法中有许多范畴我还不懂得它的意义”，而且认为“语义与语法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

人物履历

1925年出生于英格兰约克郡里兹，青年时期在英国伦敦大学主修中国语言文学，获得学士学位。

1947年至1949年到中国北京大学深造，导师为罗常培先生。

1949年至1950年为攻读现代汉语转入岭南大学，跟随王力先生学习。回国后，跟随剑桥大学弗思（Firth）教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1955年完成了对用中国14世纪北方官话译述的《元朝秘史》一文的语言学分析，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韩礼德先后在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和肯尼亚内罗毕大学任教。

1963年韩礼德担任伦敦大学语言学教授，主持多项对英语研究和教学工作。

1973年到1974年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员。

1974年到1975年任英国埃克塞斯大学教授。

1976年移居澳大利亚筹建悉尼大学语言学系并担任系主任。

1987年12月退休。

2018年4月15日去世。

学术思想

韩礼德是一位既重视系统的概念又重视功能概念的学者，《功能语法导论》一书阐述了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思想。

从韩礼德对语言学和语言的一些基本观点，可以进一步探索贯穿于他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核心，最主要有六点：

纯理论功能的（metafunctional）思想

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尽管这种功能千变万化，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若干个有限的抽象的功能，这就是“纯理功能”或“元功能”，这是种种语言用途所固有的。纯理论功能包括三方面：

1.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这是“经验”（experiential）功能，或者说关于所说的“内容”的功能。在语言中还有“逻辑”（logical）功能，即以表现为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的线性的循环结构的形式出现，由于两者都是建立于说话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与其功能相比较是中性的，因而可统称为“概念”（ideational）功能。

2.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因此它的功能之一必须是反映人与人间的关系。这个纯理功能称为“人际”（interpersonal）功能。

3.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而是表达相对的来说是完整思想的“语篇”（text），上述两种功能部分最后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这就是语篇（textual）功能。语篇功能使语言和语境发生联系，是说话人只产生与语境相一致的语篇。

上述三种功能用通俗的话可转述为“观察者”的功能（指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闯入者”的功能（只向他们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相关”功能（指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衔接性）。韩礼德认为心理语言学可能会强调概念功能，社会语言学会强调人际功能，但他本人坚持这三个纯理功能是三位一体的，不存在主次问题。

系统的思想

韩礼德不同意索绪尔等把语言单单看作是一套符号的集合。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集合，因而语言不能用解说这样一个集合的规则解释，而是用意义的有规则的源泉——意义潜势来解释。其次尽管弗思是韩的导师，在把系统看作潜势还是具体化的问题上，韩礼德倾向于叶姆斯列夫的观点：结构是过程的底层关系，是从潜势中衍生的，而潜势可以更好地用整合关系来表达。这就是说，韩礼德的系统的思想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便可产生结构。

尽管如此，韩礼德对语言是“系统的系统”的观点是承认地。这与他和弗思的语言多系统论的观点一致，也与他的系统网络的观点一致。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系统表达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层次的思想

当代语言学的两大思潮中，语言是多层次的系统还是单层次的系统是分歧的一个重要标志。韩礼德和系统功能语法归属多层次的一方。他的多层次的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是有层次的，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音系层。这得益于叶姆斯列夫的观点。叶姆斯列夫在解释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符号系统时，提出了这实际上包含内容、表达和实体三个层次，因而语言不完全是索绪尔所说的单个符号系统，而是在各个层次间具有相互关系的系统。

2.各个层次间存在“体现”的关系（realisation），即对“意义”的选择（语义层）体现于对“形式”（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又体现于对“实体”（音系层）的选择。用俗话说，“能干什么”体现于“能意味着什么”；“能意味着什么”体现于“能说什么”。可见，体现的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单层次的组合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单层次的组合观点，即语言是由小单位依次组成大单位。韩礼德对叶姆斯列夫的层次体现的方向性作了一些修正。叶姆斯列夫认为在上的层次是对下一层次的体现，如内容是表达的体现，表达是实质的体现，而韩礼德认为每个在下的层次是对上一层次的体现，因为从功能上来看，语义层应该居上。

3.根据体现的观点，我们又可把语言看作一个多重代码系统，即由一个系统代入另一个系统，而后又带入另一个系统。

功能的思想

对“功能”这个术语有不同的理解。在传统语法中，词汇和句法的区别有时可以“形式”和“功能”的区别表示。此的不同形式和类别属词法，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属句法，如“主语”“宾语”“补语”等所表达的都是句法功能。在这个基础上，又把功能的概念扩大到大于词的单位，如在“TheoldmanmethisformerclassmateinBeijing”一句中“Theoldman”和“hisformerclassmate”叫名词性短语，因此它们起“名词”的功能。弗里思（Fries，1962）等人在结构主义语法中，把功能与“结构意义”或“语法意义”相联系，因而表示语法或结构关系的词称为“功能词”。

韩礼德的功能思想术语义分析的概念。与前面所讲的纯理功能不同，这里所说的功能是形式化的意义潜势的离散部分，即构成一个语义系统的起具体作用的语义成分；

除及物性系统外，语气系统包含“语气”和“剩余成分”等功能成分；主位系统包含“主位”和“述位”两个功能成分；信息系统包含“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两个功能成分。

语言“用途”不等同于语言“功能”。用途指在实际情景类型的语境中，从语言系统的选择项中进行选择，因而它是一个价值概念。但语言用途千变万化，难以一一描述，而语言的个个语义系统却可以由有限数量的语义功能成份组成。

系统功能语言学

韩礼德教授创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由融为一体的系统和功能两个部分组成。系统是由一系列语言功能选项组成的集合，功能是系统中体现的语言意义和价值。

该理论以语义为核心，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即：在最底层上，一切语言都离不开交际中的语言运用本质：语言用于形成大脑中对内外部世界的基本概念（概念功能），与他人进行互动（人际功能），使语言运用者的信息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语篇功能）。

概念功能方面，主要是对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的分析。经验功能主要探讨语言的过程类型。认为在及物性系统上，语言的运用体现一个过程，而一个过程是由体现过程的动词、参与者及其环境成分构成。过程可以分为物质过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存在过程、言语过程和行为过程六类。不同的过程类型反映了不同的及物性意义。（例子待补，下同）

逻辑功能主要体现在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分析中，揭示哪个成份在前或在后，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逻辑关系。

人际功能方面，主要是对主位、语气、评价等的分析。主位是指小句的出发点。语气主要是用于探讨构成问句等可以颠来倒去的功能部分。评价主要是马丁为首构建的评价系统，从词汇角度可以推断语言的价值和意义。

语篇功能方面，主要是对衔接与连贯的分析。衔接与连贯均为语义单位，是指使语篇构成统一体的有形或无形的语义网络。一般而言，衔接常指上下文容易找到的有形的语义网络，而连贯指上下文不容易找到的无形的语义网络。因此，一般后者的语义更为宽泛。

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当成是人类交际的其中一种资源，探究的是人们是如何运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达到交际目的的，因此涉及的面非常宽广。

学术贡献

韩礼德是J.R.弗斯的学生。人们认为他是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斯派”的领袖。M.格雷戈里说，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韩礼德受弗斯和B.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最深。60年代后期，他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美国S.拉姆的“语言层次和体现”的理论，后来又从英国B.伯恩斯坦的社会学理论得到启发，他的学说就进一步发展了。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的引论里，韩礼德自己承认，他有许多思想来自瑞士的F.de索绪尔，丹麦的L.叶尔姆斯列夫，捷克的V.马泰休斯，波兰的B.马林诺夫斯基，英国的弗斯，美国的F.博厄斯、E.萨丕尔和B.L.沃尔夫。他赞赏美国的W.拉博夫（1927-），而批评N.乔姆斯基的理论与人们实际写出的文章和说出的话彼此脱节。他坚持，讲语言体系不能不讲语言实践，讲语言表现不能不讲语言能力。

阶和范畴的语法

在论文《语言理论的范畴》（1961）和专著《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中，韩礼德提出了他的早期理论，名为“阶和范畴的语法”。这时他对语言的看法，可以列表如下：他所谓“实质”，指具体的语音和文字；所谓“形式”，其中心是语法和词汇。他把词汇归入语法，称为“词汇语法”。语法和词汇一方面靠音系学与声音联系，靠正字法与文字联系；一方面又通过语义与客观世界的情况联系，这种联系他叫做“衬托”。

在“阶和范畴的语法”中，韩礼德认为语言组织有3个“阶”，4个“范畴”。3个“阶”：一是“级别”，如句子高于分句，分句高于词组；二是“精度”，如“新书”比“书”意义限制较严，因此它的精度比“书”高；三是“标示”，即作为具体例证，如“书”可以标示名词，“新书”可以标示名词词组。4个范畴：一是“单位”，如词素、词、词组，分句是由小到大的单位；二是“类别”，如名词、动词、名词词组，各是一个类别；三是“结构”，如“新”加上“书”是两个单位合为一个结构，这里有组合关系；四是“系统”，如在“新书、旧书、奇书”这3个结构中，“新、旧、奇”都可以放在“书”前，3个形容词成为一个“系统”，这里有聚合关系。

阶和范畴的语法特点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阶和范畴的语法”中，“系统”只是范畴之一，地位并不特别重要。到了70年代，“系统”便提到中心地位，整个语法改称为“系统语法”。“系统”并不是一般人所谓有条理、有组织的意思，而另有其特殊涵义。韩礼德认为，整个语言体系是由许多“小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其基本特点是选择。一个“系统”有许多可供选择的项目，由于作出了选择，人们才能说出话来。例如谈到某个人的时候，在词汇方面有选择。可以在“人”前放“青年、老年、本地、外来”等等形容词，选择哪一个，要看这人的性质而定。谈到某件事的时候，在语法方面也有选择。可以用英语陈述式、命令式或疑问式来讲这件事，选择哪一个，要看说话人的态度而定。就英语说，在一般情况下你要发出命令，就得用命令式：Openthedoor（开门），不能用陈述式：Youopenthedoor（你开门），否则便与叙述事实的口气难以区别了。

出版书籍

70年代韩礼德出版了5本书：《语言功能探索》（1973）、《学习做到有所指》（1975）、《语言的系统与功能》（1976）、《英语的连贯问题》（1976）、《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在这些书中，他指出语言有3种功能，各有其相应的结构来作为表现方法。第1种功能是通过语言来理解说话人所处的环境，这叫做“观念功能”；第2种是通过语言对别人施加影响，这叫做“人际功能”；第3种是说出既有内容又有效力的话，这叫做“篇章功能”。韩礼德的学说包罗宏富，体系严密，远远超过了他的老师弗斯。但是英国有些学者如R.H.罗宾斯和T.F.米切尔对这种学说仍不免怀疑。在1985年出版的《功能语法引论》里，韩礼德自己也承认“英语语法中有许多范畴我还不懂得它的意义”，而且认为“语义与语法没有什么明显的界线”。

韩礼德是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又是“新弗思派”的领袖。他的学术思想，受弗思和马林诺夫斯基影响很深，在60年代后期，他接受了布拉格学派的“功能句子观”和美国S.拉姆的“语言层次和体系”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学说。

韩礼德坚持从系统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语言，批评乔姆斯基的纯形式理论。世界各地围绕着韩礼德已形成了一支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队伍，他的理论对中国语法研究的影响也已日渐加深。

学术著作

《语言功能探索》（1973）

《语言的系统和功能》（1976）

《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1978）

《学习做到有所指》

《功能语法导论》，本书出版于1985年，英文名为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是韩礼德功能语言学理论的重要著作。

《婴幼儿的语言》

《韩礼德语言学文集》

韩礼德生平简介相关文章：